我们这代在文革中长大的人，小时候几乎就没读什么书。可是，我至今脑海里仍然响起妈妈当年的教训：“玩物丧志！”出去踢踢球是“玩物丧志”，养条鱼是“玩物丧志”。总之，任何玩儿的本能，只要和读书冲突，都成了“玩物丧志”。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传统，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年月，也在中国的家庭中顽强地生存下来。
如今的孩子生活在早教时代，“小升初”等等压力空前。还没上学，就开始接受“玩物丧志”的教训，纷纷被从游乐场拉到书桌前，算算术、背古诗、学英文…。
童年的快乐顿然消失，乃至许多孩子刚上小学就开始厌学。
我女儿是在美国生美国长，按照不同的原则教育，一切都以玩为中心。她十岁的时候，连乘法口诀也不会。不过，也正是这个时刻，她突然换了个人，特别喜欢读书，不仅乘法口诀一下子也学会了，数学在班里还挺拔尖。如果有人问我她最喜欢干什么，我的回答大概是做作业。她一天能在家庭作业上消磨三、四个小时，乐此不疲；一篇作文几易其稿，你想让她停下来也不行。有些朋友觉得不可思议：孩子怎么会如此喜欢作业？！对于这么大的孩子，美国的环境多好玩呀。夏天游泳不说，水上有船桨风帆之类的运动，冬天有滑冰、滑雪，还可以学骑马、养动物…。
你就想吧，有无穷无尽的玩儿头。孩子怎么会自觉地抛开这些回家做作业？
女儿对这些玩乐当然都有浓厚的兴趣。但她对作业的兴趣确实也是由衷的。除了她渐渐懂得作业关系到她的前途外，作业本身也非常有意思。比如，有一天的作业除了算术和阅读外，还要写首诗，作首歌并谱曲。就这几件事，就让她忙了几个小时，乃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当然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我们两位当家长的不仅鼓励她玩儿，而且总是通过玩儿来引导她进入书本知识。这一过程不知不觉，她的兴趣也自热而然地从玩儿转向了书本。
比如，女儿喜欢纸戏。这是跟妈妈学的。妈妈专攻日本文学，对日本的纸戏非常熟悉，不知不觉就教了她很多。在美国购买日本纸戏的材料，虽然就那么几张彩色纸片，还挺贵的，动不动就几块钱。女儿做了许多，材料费也花了不少。一天妈妈看当地新闻有儿童手工拍卖会，就鼓动女儿去卖。女儿当然巴不得。美国这种儿童手工拍卖会，并非能赚什么钱，其主旨是鼓励孩子工作、创造、早早尝一尝劳动的回报，从小塑造良好的工作伦理和经营智慧。去之前，母女二人认真讨论营销战略，什么成本核算、购买力、消费者心理、赢利边际、当然还有许多加减法等等，就都萦绕于女儿九岁的小脑瓜里。果然，一到拍卖会上，产品立即热销，摊位上宾客盈门，比起左邻右舍来简直是鹤立鸡群。经此一事，女儿信心大增，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上颇有些竞争力。
一年后搬家，来到新地方，女儿在班上结识新朋友并不容易。不过，一天她得意地说，坐在她边上的男孩子，对她的纸戏手工喜欢得不得了，但自己又学不会，最后两人开始交易：男孩子给她十张彩纸，换得一个纸戏的手工成品。我当时在大学教世界史，正在讲Wallerstein的“世界体系”理论。此公认为，至少自中世纪末期或近代前期开始，世界经济就形成了“中心地区”与“边缘地区”相互依赖的关系，即所谓“世界体系”。我们很难孤立地脱离这种国际网络来理解一国的经济发展。此论在学术界争论不休，但无疑为我们理解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许多洞见。可惜，我那些学生世界史知识太差，理解起来颇为吃力。我正为如何深入浅出地讲解而煞费苦心，听到女儿这桩交易不禁眼睛一亮：
“呵呵，你们两人的小交易，一下子就创造了一个‘世界体系’？”
“什么‘世界体系’？”女儿显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
“你看看，你穿的衣物，哪件不是‘中国制造’？没有‘中国制造’，我们全家几乎要衣不蔽体了。你生活在美国，但必须和别的国家做生意才能生存。这些国家通过生意连接在一起，就形成一个‘世界体系’，大家彼此依存。你和那个男孩子，不也是这种关系吗？你提供成品，他提供原料，你们两人互相依存，其实就是个小小的‘世界体系’呀。”
女儿恍然有所悟。我于是继续自己的即兴教程：
“不过，在这个体系中，大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。你觉得你和那个男孩子地位平等吗？”
女儿摇摇头，说那男孩子要更依靠她，因为她知道怎么做，他则必须用十张彩纸换一个成品，而那一个成品，一张就可以做出了。她一下子就积累了许多原材料。
于是我帮她总结：“所以嘛，你是中心，他是边缘。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。那么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成为中心吗？”
“你过去告诉过我，好象是什么‘附加值’？”
“对呀，”我很惊奇她居然还记得这种概念，“看看，你通过手工，给一张纸‘附加’上了价值，于是这同一张就能换来了十张。在你们两人的交换中，资源就向你这里集中。”
“我明白了。是不是一定要掌握技术，才能创造这种‘附加值’？没有技术的，就只能提供原材料？”
“大致如此。不过，没有技术的人，也可以制造一些简单的产品，只是那样他们给材料‘附加’上的价值很少，卖得很便宜。技术高的人，因为能制造别人弄不出来的东西，就可以卖得很高，在很便宜的原料上‘附加’很多价值。”
“所以成为‘中心’就必须有技术，‘边缘’则不必有太多技术？”女儿兴味盎然。
“是呀。当‘中心’当然很好，但‘中心’的压力也很大。比如，美国就是个‘中心’。这里什么都贵，一个人必须挣很多钱才能生存。可是在‘世界体系’中，你怎么才能挣很多钱呢？你必须有别人没有的技术，创造了很大的‘赢利边际’(这个概念她跟妈妈摆摊儿时就已经学会了)，才能维持基本生存。在‘边缘’，你没有什么技术，干点简单的工作，创造的‘赢利边际’很低，但因为那里很穷，生活费用低，你生存还是可以的。”
“那我就特别要努力学习了，我们有更好的学校。”女儿听罢，紧迫感一下子上来了。我则突然想起我的那些学生。第二天回到教室，重讲“世界体系”，并且告诉他们生活在“中心”的负担：你们必须上大学，掌握创造高“赢利边际”的技能，因为靠劳工创造的“赢利边际”在美国已经活不了了，所以企业纷纷“外包”……
和女儿的对话，就是这么启发了我的大学教学。
中国人相信“玩物丧志”，我则相信“玩物不丧志”，甚至“玩物长志”。我们鼓励女儿玩，也和她一起玩。可是，一天晚上家里来客人，女儿上了饭桌，匆匆吃了三两口就回到书桌旁。我们和客人海阔天空地高声议论，她则在一旁聚精会神。不一会儿客人就表示惊奇。我解释说：“这孩子做功课不用督促。最头疼的还是怎么督促她停下来、早早睡觉。”
可见，孩子往往能从玩儿中自发地生出志向，学业上你自然可以少操些心。
